校釋提出兩種句讀，卽“稟罰戍公卒襄城武宜都胠、長利士五（伍）甗”和“稟罰戍公卒襄城武、宜都胠、長利士五（伍）甗”。“襄城”和“長利”爲漢代縣名，見於《漢書》地理志，分別屬於潁川郡和漢中郡。據《校釋》的説明，在本簡中，“長利”或爲里名。《校釋》兩種句讀的分歧在於對“武宜都”三字的理解。漢代有縣名“宜都”，屬於上郡。前一種句讀將接在縣名“襄城”下的“武宜都”理解爲里名，後一種句讀將“武”視爲人名，“宜都”爲縣名，如同《漢書》所見。筆者按，在後一種句讀中，“襄城武”和“宜都胠”的組合都爲“縣名+人名”，中間不加里名。如果這種句讀確實成立的話，此句話還能提出第三種句讀，卽“稟罰戍公卒襄城武、宜都胠、長利、士五（伍）甗”。其中“襄城”、“宜都” 均爲縣名，“長利”爲人名；“長利”和“甗”爲宜都人，與“胠”同縣，不須重標縣名；“甗”身份爲“士伍”，與“公卒”武、胠、長利有別，因此另再標注。問題是三種句讀中哪一個正確？筆者認爲，區分句讀正否的關鍵在於受稟人數。本券書所記載食糧總量爲“四石”，受稟對象爲成年男人。據《秦律十八種》簡049記載以及里耶秦簡所見多數稟食實例可知，成年男人每日稟糧食“大半斗”，大月三十日卽稟“二石”。據此標準計算，四石分給兩個人的話，每人可稟相當於大月食量的“二石”；三個人的話，每人僅領相當於二十日份的“一石三斗少半斗”；四個人的話，每人僅剩十五日份糧食的“一石”。本券書發行年月爲三十一年七月，正巧係大月，“都胠”下方又有一個鈎形符號，表示此處應斷開。結合這些信息，應以都胠和甗的兩個人分別領稟七月三十日糧食“二石”爲妥。既然將“襄城武宜都胠”理解爲“縣名+里名+人名”，人名“甗”的屬性也應同樣處理，“長利”卽與“武宜”相同爲襄城縣里名。簡9-0763+9-0775有“罰戍公卒襄武宜都胠”，又疑簡8-2246“襄城武宜都胠”之“城”字係衍字。若然里名爲“宜都”和“長利”，均屬隴西郡襄武縣。